寫作的艱難

2017/09/14

晃晃蕩蕩、亮麗潔白的二十歲前,我沒有想過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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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日在陽明山上、天母間幾個固定的無意義場所穿梭,讀了好幾年的新聞系,直到與友人絕裂、開始遠距離的戀愛加上一些把生活變得烽煙四起的倒灶事,我終於被一種巨大的失敗感、被諸事無成的驚慌一巴掌揮醒。留下的紅腫疼痛跟了我好幾年又好幾年,才被其他更不堪的事沖淡稀釋。

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轉學到中部的一間中文系,幾乎是從頭念了一次大學,青春其實是一大段渾渾噩噩、民智未開的嘗試,比起寫作,我想那時我更在意穿得漂亮。但打開我不斷嘗試變幻風格的少女照片,還是會被那件像是FRIDAYS商標配色的誇張襯衫、暗玫瑰色的碎花雪紡巨大喇叭袖上衣、屁股後口袋上是亮芥末黃刺繡和一堆串珠的牛仔褲引起一陣唏噓,雖然唏噓,但無法譴責,誰能譴責那存下許久生活費換來的昂貴嘗試。我無限嚮往的渾然無知已經走過,走到了無法裝傻賣萌換得原諒的現在,確實是扎扎實實的十年。每一件衣服和每一段文字被扎實的捆在一起,十年結成一束,我要抽出哪段看時,總怕抽出太多其他不經看的自己。

我從沒想過寫到現在,每一次的寫都提著心膽,像是第一次般。第一次,穿著我的刺繡黃色牛仔褲和花色張揚的雪紡衣,那年的中文系課堂,我就像個瞎子般的闖進。不曾聽聞過的名師、後來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同學,都是我為了學分而闖進的異世界。所有的作家都是初次見面,所有的小說都要請多指教,就像那年我的穿衣勇氣一樣,我寫出許多異色小說、模仿散文、網誌詩。第一篇小說寫的是一個總是在找尋紅洋裝的失憶女和她的精神科醫師,結尾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紅洋裝是失憶女殺人後血染紅白色洋裝的證據,總阻止她記起事情的精神科醫師其實愛她。課堂上,我僅記得那些日後出了很多本書的學長們異常的安靜,無人講評的寂寞和我那天刻意穿的褐紅色長雪紡洋裝(還是歐式宮廷的高腰風格)一樣無人問津,這些都是不經細看的小說和洋裝。

寫出了一些東西,喜歡上一些作家時,我又離開了那間中文系。如果沒有發生些不好的事,我想我會就這樣念著書、蹦達著的繼續長大變老,但如果的事都是逃不了的事。逃不了的人和事,後來我們學會叫它「劫」,寫作變成了渡劫。我始終是自私的人,我渡不了的,便寫出來讓大家一起苦,我渡完的,也要寫出來讓自己記得,都不是什麼偉大的事。後來喜歡上的作家越來越多,總說不出原因,大概只因為讀了痛快,郝譽翔、賴香吟的痛好像很痛;黃麗群、陳俊志的爽又似乎很爽。後來,也因為寫作,我幾次杵在這些名字、更多名字的身旁,但我經常分神去想,下一次,我不知道寫不寫得出來。

一路相伴著寫的人,有人神隱似的只剩下一串電子郵件帳號,有人渡不了劫把自己寫成了小說結局,大多則去寫了別的東西,把文字一口口就飯吃了。他們都曾是那般的優秀如鬼神附體,都曾經動人心魄的把我逼上寫作的桌面,想跟他們一起留下什麼,比如說,一整個我們的世代。但長夜將盡了,揮霍無時了。我再離開一間學校後,剛好看見他們成群往前奔的背影,生活是倫敦的百年下午茶、打卡送小菜的拉麵店、週末的偶像劇對白填充編劇、打工留學到廣告文案,這才是我們整個書寫聚落最真實的生態。和那些名字不一樣,和那些在演講對談海報中會出現的名字不同,鬼怪般聰穎的Z、小說靈氣無窮無盡的O、和S那首沒得過任何獎卻好到揪心的詩……都往前奔走到艱難書寫的另一面,像覆蓋一張撲克牌那樣的就結束了他們的書寫。終究,書寫帶給現實我們的還是太過單薄。單薄得敵不過主管對某篇文章的「注意」、單薄得躲不掉遠方親戚指著我小說一角的稱謂敏銳沉重的提醒,全都是陳腔至極的情節,但確實都在上演。

不寫後的他們都還活得好好的,在餐廳裡、喜宴上,在影城的爆米花攤位前,不時遇見。後來,直到現在,每次的相見相約,總會被問起一句話,「妳還在寫嗎?」意思是:我幾乎不再寫了;寫作並不是我的全部;還在寫些什麼;哪來的時間阿……我全都百分百的同意。不熟友人輕輕拿起我的散文集,隨手翻完後說很久不讀這些軟的東西了,我也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同意,這些全都是真的。如果不想寫,那我們來聊點八卦說些壞話,如果不想看這些,我們也還有資本論、還有賈伯斯。世界那麼大,所以我說,如果能當郭台銘誰要當郭強生,誰是郭強生?有時候就連一個共鳴都已走到如此艱難的地方。

難時我才想起。

那個下筆詭譎,讀久了像會串成一部喃喃咒文似的E學長,艱難的用我無法想見的方式,把自己栽在了我們每日行坐的大樓前。我以書寫渡劫,而書寫卻是他的劫,為了可以讀可以寫,為了過這樣的生活,原來還是有些人把自己蜷縮成最小的形式想要通過。對我而言,實在稱得上是一種偉大。他在我碩士畢業那年離開世界,聽說是為了始終找不到願意指導他論文的教授,這些人和事,也都不是現在的事了,很久沒想起,想起來也是因為艱難。

十年的書寫,確實不夠我脫胎換骨成為另一個人,最多只是從渡劫走到修行,卻堪堪只夠煉精化氣的寫著。在工作、讀書、聚餐的時間之外,幾無時間了。為了節省時光,我開始只穿單色、至多雙色的針織上衣、長上衣,長髮可經年不修剪。論文、稿件之外,其他的書寫都像是奢華的全套精油頭皮spa,我要提前安排一個時間,敲定沒有其他外務的干擾,刻意的保有體力,再呵護似的打開筆電,一晚、兩小時、或是一餐咖啡店的時間。寫到淡妝也能全花,音樂的最小音量變轟鳴巨響,再行屍般的回家,那一天卻已走到末路時分。

寫這些字前,我妝半脫的在讀著《殺戮的艱難》,生殺自帶的艱苦不是寫作可比擬的,但寫下去的艱難來自物質、是被誘惑的、與其他理想相爭的。所以一次次的總有作家消失和復出,像是王定國、蔣曉雲、鍾曉陽那般都還算是傳奇。可我們不是傳奇,消失的同伴還來不及被知曉,就像人魚公主變成的泡沫般啵啵便不見了。他啵啵、她也啵啵啵,下一個十年來臨之前,會輪到誰?

我不曾想要定義寫作的本質,只想著還有人、還有事情沒有渡完。E學長為能寫著、讀著的最後一躍,留下了一個風聲呼呼的頂樓陽台,風灌進腦袋,十年後的我決定要艱難而沉淪的寫下去了。在所有離開的人終於相見的那一天,拿出來給你們看看。

我還在寫著。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