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既不神祕也不神聖的聖旨(二)

2022/08/06

經過從三代到元朝二十餘個王朝的承襲,「聖旨」終於陰錯陽差地在元朝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元朝因蒙古文與漢文難以兼顧,遂將詔書與聖旨二分;明朝做為漢族統治的王朝無須做此區分,而清朝君命文書以滿文和漢文合璧書寫,故以「聖旨」一詞特指「白話詔書」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聖旨依然存在,只是在歲月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義。

明、清兩朝的君命文書在繼承前朝各文體的基礎上又有所創設,其種類趨於大成,大致分為制、詔、冊、誥、誥命、敕、敕書、敕命、聖旨、諭旨等,其中聖旨指皇帝未經擬稿,直接命太監各衙門傳達的君命──這「口頭詔書」的功能在清朝漸漸被諭旨類文書取代。

除聖旨與諭旨外,制用於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禮節性活動;詔一般用於向天下臣民發布重大事項;冊、誥命、敕命用於覃恩封贈,其中王公貴族用冊,五品及以上官員用誥命,六品及以下官員用敕命;誥用於頒布皇太后遺命;敕用於指揮日常政務;敕書用於標明地方官員的權力與職責。

民間流傳的明朝君命文書大多是以「奉天承運皇帝敕曰」為開頭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於六品及以下官員的覃恩封贈,這些文書授予受封者後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會被刻碑以作紀念,故敕命雖然未必是君命文書中最重要的文體,但距離民間最近,自然最容易被尋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書在清朝又有了極具特色的演進,便是上諭的出現。上諭主要用於發布日常政令,雍正之前通常由內閣大學士或南書房的侍臣撰擬,軍機處設立後由軍機處大臣、軍機章京撰擬。上諭又稱諭旨,可細分為諭與旨,其中皇帝主動下達者為諭,應大臣奏請而發布者為旨,若這種旨需要宣示中外,則被歸入諭的範圍。

上諭又可細分為朱諭、明發上諭與廷寄。朱諭由皇帝親自執筆或由內閣大學士起草並經皇帝審改;明發上諭由內閣公開擬發,通常會傳達至各地,與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則是密旨,其內容不得公開,由軍機處密封後經兵部捷報處飛馬速遞至承接者親啟,故存世極少,殊為珍貴。

經過十幾個朝代的發展,君命文書在明、清時期早非漢朝「策制詔戒」四種文體所能涵蓋,其複雜程度就連官員都未必能盡知,更何況百姓。如《明會典》所載:「朝廷頒命四方,有詔書,有赦書,有敕符、丹符,有制諭、手詔。」而清朝編纂《明史‧職官志》所載「凡上之達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冊文,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將明朝常用的敕遺漏。雖兩種古籍不能簡單對比,但也體現了君命文書種類的多樣化。

更進一步地說,歷代王朝對君命文書雖多有微調,但所用名稱不外乎詔、誥、制、冊、敕等,一種文體在此朝為一含義,在彼朝又變成另一含義,其變化多端不亞於各朝官職。與此同時,聖旨做為正式的君命文書,其歷史相對較短,故而民間所謂的聖旨均無法定義為元朝的「白話詔書」或是明朝的「口頭詔書」,而更適合認定為皇帝或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類君命文書的總稱。唯有將通俗意義上的聖旨視為君命文書整體的代名詞,才能涵蓋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種「聖旨類文書」。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與裡子

無論聖旨的歷史在後世引發多少誤讀,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聖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置疑,這種尊榮直接體現到聖旨的形制上。

清朝聖旨多為朝廷監製,江寧織造府製成。以最常見的誥命和敕命為例,誥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誥命」為始;敕命用純白綾織成,文以「奉天敕命」為始。誥命、敕命均為卷軸式,以升降龍盤繞,內容以漢文和滿文合璧書寫。聖旨圖案、材質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區別:一品以下官員不分文武均為祥雲錦面;一品文官誥命圖案為鶴錦面,武官為獅錦面,俱用玉軸;二品用黑犀牛角軸;三品用貼金軸;四品及以下用黑牛角軸。

與元朝聖旨用蒙古文、詔書用漢文不同,清朝聖旨兼用滿文和漢文,其中漢文行款從右向左,滿文行款從左向右,合於中幅書寫日期。誥命、敕命均由翰林院撰擬,經內閣大學士奏定後,再按品級填發,由庶起士書寫。若遇襲封,每襲一次都要在原給的誥命、敕命之後增寫。

誥命、敕命承載著浩蕩皇恩,受封者與襲封者自然會妥善保管。事實上,清朝針對聖旨的保管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受封人務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盜毀失者,經申請覆議,尚准許重新補給。若因收藏保管不善,導致蟲蛀、損傷或潮溼破壞汙染者,便要罰俸六個月;若是直接丟失或家道中落將聖旨典當,被發現則革去官職。在嚴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不敢大意。

如果將聖旨的形制視為其「面子」,聖旨的內容就是「裡子」。大多數君命文書的內容與形式都相當固定,誥命、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牘文體,故雖多出於才子之手,但其創作餘地非常有限。從明、清兩朝的誥命、敕命來看,其字體均為端莊的館閣體,幾近於印刷,行文精悍洗練。

詔書涉及的內容相對駁雜,故而能給書寫者較大的創作空間。從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能夠大致品味出「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風演變過程。自秦漢以降,詔書大體沿著從散體轉向駢體、從古樸轉向雅麗的方向發展。漢朝詔書多以散體行文;崇尚駢儷的六朝,詔書的文風漸漸變得「錯彩鏤金」;而唐、宋兩朝駢散相間,各有其趣。從這個角度來看,詔書的文風與王朝的氣質相互呼應,如漢朝詔書的雍容不迫、宋朝詔書的巧不傷雅,均為後人所稱道。

詔書文風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評判,但聖旨中最有名的章句,勢必要數「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開場白」。那麼,這8個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詔書的開頭語自古並無定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唐朝詔書一般由門下省審核頒發,故多以「門下」開頭,也有用「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等句。直到元朝時,聖旨(此指白話聖旨)的開頭變成了「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

元朝聖旨以蒙古文為藍本,「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這幾個字就是翻譯成漢文時的「傑作」。做為君命文書的開頭語,這樣的文字顯然不雅,於是在漢人的潤色下漸漸被譯成「上天眷命,皇帝聖旨」8個字。元朝徐元瑞《吏學指南‧發端》更有解釋:「欽惟聖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故曰上天眷命。詔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襲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滿「上天眷命」4字的張揚,改為「奉天承運」。如《明太祖實錄》所載:「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為『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朱元璋之語是托詞還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過「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斷句卻在後世引發了爭議。究竟是該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還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呢?從歷史上來看,「詔曰」2字自漢朝以降便出現於君命文書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運皇帝」之稱,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有其邏輯。然而,明朝承襲元制,元朝聖旨的開頭語正是「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朱元璋親自將「上天眷命」改為「奉天承運」,故而採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一說亦符合語境。因此,這一爭議孰對孰錯,還需要研究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聖旨在大眾文化中是古代皇權最直接的象徵物,故而其定義只能從大眾文化的角度進行重塑。中國歷史悠久,王朝更迭頻繁,君命文書的文體與定義過於複雜,將聖旨做為大眾文化意義上君命文書的代名詞,未嘗不是一個取巧的方式。如何劃分嚴肅歷史與大眾文化的界限?聖旨在此出了一道難題。不過,這一切並不影響有心人去探索追尋聖旨背後林林總總的故事。

【本系列完】

文章來源:本文節選自《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作者:江隱龍,出版社:時報出版。 本文節選自《罪與罰,誰說了算?──從古文物看見歷代律法的模樣》,作者:江隱龍,出版社:時報出版。 史話》既不神祕也不神聖的聖旨(一) 書摘精選》玉璽的奇幻漂流 史上最仁慈太監 讀聖旨故意唸錯1字 上千人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