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生育自主

2020/05/23

求孕,求男,求好男;養胎,安胎,祈順產

古代女性承擔了生育的重任,卻沒有解釋生育的權力

在男性書寫的歷史中,我們仍能從中挖掘溫柔的力量

【精彩書摘】

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乍看之下,女性生育,選擇眾多。然而,在「父系家庭的架構下生養男孩」這一類的傳統思維卻屹立不搖,影響深遠。內政部戶政司統計1987到2018年間臺閩地區出生嬰兒的性別和胎次,發現隨著胎次增加,出生男嬰的比例也提高,到生育第四胎時,甚至有每一百個女嬰出生,就有一百三十九個男嬰的現象。 一方面,男嬰隨胎次增加,反映了人們求男的意志堅定,不達目標絕不終止。另方面,男女比例在出生時便已嚴重失衡,顯然人們不再需要倚賴傳統時代棄嬰溺女的方式,而是在女嬰尚未呱呱墜地之前就採取了行動。超音波檢查、羊膜穿刺、絨毛膜採樣,這些原本用以確認胎兒健康與否的科技,在傳統求男的思維下,也都成了偵測胎兒性別,及早留男棄女的工具。近年來,本世紀初精蟲分離術的引進,在成孕之前便設法確保男胎,減少了棄殺墮女的罪惡感,卻更凸顯了一個事實:醫療科技的進步並不必然會消弭重男輕女的歧視性思維,也有可能助長它的影響力。

精蟲分離術是人工受孕時經常採用、藉以提高生男機會的技術,對於必須求助於生殖科技的不孕夫婦而言,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畢其功於一役的作法。然而,五十年來臺灣生殖科技的發展和運用,卻並不是性別中立的。1950年代,由於父系家族傳宗接代的價值以及生育乃女性天職的觀念濃厚,不孕診療以女性為主,倘若發現是男性不孕,雖然可以仰賴他人捐精助孕,卻會引起男子氣概受打擊或父系血統不純正的爭議。1990年代之後,體外受精和卵細胞質內精子顯微注射的技術,使不孕男性也可以獲得血親子女,然而這套新生殖科技,卻增加了許多侵入正常女性身體的醫療行為。儘管此時的醫界開始提倡不孕檢查男性優先,但結果卻是男體有病、治療女體,一方面強化了父系的傳承價值,另方面則加重了女性的生殖勞動。

女性擔負生育的重責大任,自古即然,至今未歇,然而她是否也是生育的主體呢?她對生育的意見和期望是否總能受到尊重呢?優生保健法在本世紀初修訂時,曾擬規定女性終止懷孕,需經醫師要求強制思考數日,引起軒然大波。2007年初公布的「人工生殖法」,則規定受術者限於婚姻關係中的夫妻,也就是說,一個女人想要借助人工生殖科技成為母親,依據法律必須先成為某人的妻子。從前引內政部的人口統計數據看來,本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後,性別與胎次比例終於漸趨正常,然而,與此同時,全臺生育率卻已大幅下降。政府祭出各種補助津貼,似乎仍不足以說服已婚者增產報國,而沒有丈夫的女性,不論是因單身或親密關係不受法律認可,即使渴望為母,也不易取得生殖科技的助力。 女性的身體,和醫療、法律、乃至父系家族之間的關係,乍看之下千絲萬縷,撫今思昔,卻赫然發現萬變不離其宗的一面!望著大足石刻中奮力互助的三個女人,讀著王燾故事中獨自吐納調息的女子,回想漢唐之間藉由女弱論述發展、兼具保護與管束的婦人方傳統,不禁令人既驚愕又唏噓!加入性別視野的醫療史,開了我們的眼界,同時,也提示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三民書局

(本文摘自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三民書局

【作者簡介】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美國哈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者、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研究取徑與焦點,主要是從性別角度探討傳統中國的醫療文化與法律制度,最近則將視野擴大到近代臺灣與東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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