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 (2019/12/03)

09版:思想周刊/观点 | 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深加工”

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深加工” 2019年12月03日   09: 思想周刊/观点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葛天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10.64%;截至2018年,这一指标已经逼近60%。70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7.2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

去年,一本获得卡赞斯坦图书奖的著作《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对中国城乡发展奇迹给予详细分析。该书作者在中文版序中写道:“这本书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故事;它讲的是人类发展的故事,以中国的历程为启示。”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乡发展的伟大实践,将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多样本和有益经验。

进一步来看,除了城镇化与大规模减贫之外,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到中国城乡发展的三个深层次成就与进步:

第一,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一方面,中国城市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梯度转移,出现了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后工业城市;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生产方式正在经历巨变,传统小农经济逐步让位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扩大。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第三,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实现飞跃式发展,推动城乡要素交换加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为全面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提供了客观基础。

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具备空间经济学意义的“城市三角形”,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华中、西南等地,构成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当然,在看到可喜成绩的基础上,也不能忽视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概括而言,这些挑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城乡融合的挑战。目前,中国的户籍城市化率估计在40%至45%,农村人口市民化的任务仍然艰巨。随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到来,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更高要求。特别是,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城市空气污染、能源消耗、固体废弃物处理、交通拥堵和社会老龄化等问题亟待抓紧解决。

二是城乡分配的问题。2012年以来,中国城乡家庭年收入基尼系数有相对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差距问题仍然值得高度重视。下一步,尤为需要抓住重点环节,完善治理制度和相关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分配关系。

三是城市转型的问题。城市发展需要新模式、新动力,城市治理需要新理念、新思路。当前,全国层面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和快速扩张时代已经远去,城市发展需要精细化治理,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深加工”。其中,相关规划理念和技术方法有待大幅度更新、深层次变革。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化治理思路固然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不能完全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如公共参与、规划参与等。实践中,若运用不当反倒有可能带来风险隐患,威胁社会公共安全。这就需要在精细化治理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敏捷”治理,对新技术的综合风险展开前瞻性研究,并加强监管、完善预案,提升系统应变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基本构成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政策网络,给新时代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从政策实施角度来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把握:

一要注意理顺政策执行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重视政策方案设计和政策评估反馈。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在政策实施环节上,要更加注重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在此基础上,对政策的中间传导环节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让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准确理解政策意图,并不断增强政策认同感,积极配合政策实施。

二要注重增长政策、分配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平衡。

例如,在土地财政、公共住房建设、收入分配调节、财税体制改革等关键领域,应当加强顶层设计,注重政策执行的协调配合,注重政策选择的平衡性和顺序性。

三要注重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在重视发挥城市的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基础上,要注重对乡村建设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由此,对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做到慎重稳步推进。

四要注重加强对新型城市建设理念和问题的研究。

对未来城市、智慧城市、智能城市、数字城市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有关理念的实践困境、发展瓶颈等关键问题,也应引起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一个基础性工作是,要更加切实地加强可行性的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研究。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