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 (2018/01/13)

08版:特稿·广告 | 回归生活,才算存活

回归生活,才算存活 ——非遗传承人的无奈与希望 2018年01月13日   08 :特稿·广告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见习记者 张凌云
  吴玉英叹了口气。又一次,蜀绣作品被人误当成苏绣。
  “这么美的东西,现在根本没多少人知道。”30多年前,当吴玉英刚迈入蜀绣的大门时,她就被最传统的衣锦纹针法迷住。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种蜀绣独有的针法,因为少有人掌握,逐渐失去市场,眼看要被“扯”断了。
  作为蜀绣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玉英坐不住了。她带着徒弟整理出108种衣锦纹针法的绣片,“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这件事,费时费力又耗材,旁人都觉得我傻”。此刻的吴玉英,迫不及待要把这种独有技艺拉出“冷宫”。但如何将其真正绣到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成了她难以解答的困惑。
  吴玉英的焦虑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传承的缩影。如果说吴玉英所从事的刺绣技艺至今仍具有市场价值,那摆在更多非遗传承人面前的则是更为尴尬的困境,甚至对一些非遗传承人而言,生存都是难题。
  为了寻找突破口,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传承人在这两个月齐聚上海。他们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课堂上,试图寻找让古老技艺焕发青春的新途径。
  从2015年起,文化部会同教育部实施了非遗传承人群的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这是提高非遗传承人群在当代的传承能力和创新水平,推动非遗走向生活的新举措。目前,全国已有78所高校参与此项计划,在“十三五”期间预计培训10万人次。
  像吴玉英这样的非遗传承人,正在跳出自己苦守多年的圈子。

  “手艺人跟生意人不一样”?

  “缂丝攒竹嵌玉石屏风是我复制完成的,所以才有机会站在殿里拍照。”王建江展示了好几张他在故宫寿康宫正殿与自己作品的合影,言语里满是自豪。
  2013年,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引入70多位社会人才修复文物,王建江作为缂丝世家的第六代传人,第一次被请进宫修文物。他觉得,能够参与修复,是对他们缂丝世家技艺的高度认可。
  由于缂丝必须纯手工完成,一件作品往往需要好几月才能完成,更加精细的甚至需要几年。周期长,耗力多,工艺极其复杂,因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这也意味着,缂丝面对的只能是小众市场。
  “我们手艺人,跟生意人不一样。”这是王建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么多年,除了外出修复文物、参展,只要在家,他就在缂丝机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出去吆喝,吃亏也就亏在这里。”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负责非遗研修项目的主管闵杰老师接触过不少非遗传承人,在她看来,不懂市场,是大多数非遗传承人的“通病”。
  在手工业逐渐式微的当下,传承人反复强调“我们跟他们不同”的背后,是对工匠精神的坚守,也是对市场接纳的无奈。
  吴玉英时常想起刚进成都蜀绣厂的日子。用她的话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蜀绣厂“还是很俏”。当时的导游和司机都愿意拉着外宾去蜀绣厂兜一圈。厂里接的大部分都是外销订单,效益好,很多人挤破头也想进厂学手艺。尤其在计件制改革后,吴玉英花了40天完成的《蜀宫乐伎图》收入一千多元。“那可是80年代啊!”吴玉英至今犹记当初的兴奋。
  而曾经作为御用织物、看起来“不接地气”的缂丝,也不是没有尝过市场带来的“甜头”。
  上世纪80年代,大量日本和服腰带的订单纷至沓来,诱人的利润使得苏州大批人纷纷涌入缂丝行业,“家里若是女儿在做,妈妈都来跟着学;妻子在做,丈夫也来搭把手”。在鼎盛期,缂丝腰带的年产量可达数万条以上。但随之而来的便是供大于求、良莠不齐的窘境,行业迅速垮掉。王建江回忆:“当初很多腰带都亏本卖了,值三四千元的只卖一两千元,有些人的腰带现在还积压在手里。”
  作为从“黄金时代”走过来的人,王建江坦言确有落差,“看到大家都不做了,做出来的东西也难卖,也想过干脆放弃”。
  放弃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2006年,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家族的中坚力量,王建江觉得自己依然有责任将缂丝技艺传承发扬。
  然而,缂丝技艺的认知度却依然小众。他难过的是,即使在苏州,也有不少人完全不知缂丝。曾经“村村做缂丝”的苏州,会此技艺的大概只剩下三四百人。
  王建江开始带着缂丝机和作品在全国各地参展,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缂丝这项技艺被更多人了解。
  现实却让王建江颇感困顿。在展会上,大部分看到他面前缂丝机的观众都会疑惑:“这不就是织布?”

  徒弟难寻

  90后的海南姑娘董倩在朋友眼里是个“异类”。
  她平日里常穿黎族服饰,在学校创办黎族织锦技艺社团,自己掏钱办活动。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她拎着一堆工具和材料去“磨”织黎锦的老师傅,想要拜师学艺。
  满腔热情的董倩却傻了眼,老师傅硬是要求她先观摩两天织锦。“看了两天以为可以学了,没想到又让我拿着梭子绕了两天线。”这之后,董倩熬过织布、挑花等一系列最基础的考察,老师傅才终于松口,同意收她为徒。
  董倩如今忆起拜师经历,笑道:应该是师父想要考验她,心到底诚不诚?
  而董倩这样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被写在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成为代表性传承人的首要任务。但对于大多数非遗传承人来说,找到想要真正传习技艺且坚持到底的年轻人,并非易事。
  “从前都是徒弟来求,现在是招徒弟难,有时候还得跟人‘打招呼’。”“雕刻之乡”河北曲阳石雕传承人牛超感慨,到他这里学石雕的年轻人并不算少,但能坚持的几乎没有。
  传统技艺看重基本功和耐心。以前,学石雕拜师得经过至少3年的筛选期:第一年帮师父碾磨;第二年磨工具,或者帮师父带孩子;第三年才真正动石头。
  与出师慢相对应的,是挣钱难。很多学生在牛超这里学了一年半载的皮毛,可满足市场上一些简单工作的要求,就果断撤了。
  讲究速成的年代,耐心变成稀罕事。牛超理解这些年轻人的心态:“我可以出去挣钱了,何苦继续待在你这儿受罪?”他觉得这些年轻人与其说是来学手艺,不如说是讨生活。
  王建江说得同样坦诚:最初连自己都不愿意学缂丝,“想着这个应该是女孩子才会学的东西”。但因为家族传承的要求,他不得不被父亲拉进当时的吴县缂丝总厂。如果不是有另外3名男学徒一道吃苦,王建江觉得他很可能也无法坚持。
  王建江说,这些年找他学缂丝的人,多是出于好奇。他的工作室敞开大门,免费教授。他的言语里对年轻人没多少信心:“这是一门太枯燥的手艺,需要耐得住寂寞。在缂丝机前一坐可能就是好几个小时,没有耐心和专心根本坚持不下来。”
  身在缂丝世家,王建江背负着传承和发扬缂丝技艺的担子。他说,无论如何,至少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会这门手艺。

  倒贴钱也要坚持

  “你在网上宣传过产品吗?”记者问。
  牛超摇了摇头,“前几年试过淘宝,但我们的东西放在上面没人买。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这几年,牛超发觉自己跟外界有些脱节:“我总想着把工艺一道不差完成就好,对外头的新鲜事甚至有些看不惯。”
  与牛超同班的南通红木雕刻传承人高爱华,走在了这批传承人的前头。
  2015年,高爱华主动联系高校,希望教学生红木雕刻技艺,“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性也要争取”。时机也巧,随着非遗项目进校园工作的推进,高爱华成为南通大学艺术学院的兼职老师。
  高爱华曾担心,没人来学怎么办?幸而,有位大学生主动找到她。“那个孩子说一直想学手艺,就是找不到门路,他跟我说的时候激动得眼睛里还带着泪。”高爱华暗下决心:哪怕这几年没有任何现金收益,也要带学生。
  然而,“作秀”“炒作”这些质疑时常传到高爱华耳里,就连同做木雕的丈夫起初都不能理解。
  她不甘心。这几年,高爱华一直保持焦虑的心态往前走。“既然让年轻人学这个,就不能让他们有顾虑。”她不仅免费教学,还坚持给学生生活费。
  她在全国跑展览,往往一次展览就得花数千元,最多的一次花了16000元。这些都是她自掏腰包。
  倒贴钱也要坚持。她始终认为,如果困在原有的圈子里,最终只能自娱自乐。
  以前展会上无人问津的展台渐渐聚拢了人群。高爱华欣喜地看到回报:“上个月我们终于接到订单!”
  越来越多的非遗传承人开始“走出去”。
  在开封汴京灯笼张彩灯博物馆里,担任讲解人的张俊涛,一遍又一遍地给游客介绍造型各异的灯笼。作为“汴京灯笼张”的传承人,张俊涛在父亲去世后,辞去了保险公司数十万元年薪的工作,专心推广汴京灯笼。2011年,他把祖宅四合院腾了出来,建成彩灯博物馆。他还将推广的眼光转向线上。在他递来的名片上,印着“汴京灯笼张”的网站。从作品展示到视频,他全方位地将彩灯技艺呈现在网站。
  作为非遗课程的专业教师,王奕蓉每周五都会去上海徐汇区华理附属中学,带着学生们一起体验植物蓝染。她开了名为“草木蓉”的微信公众号,介绍扎染技法的文章里都配上每一步骤的细节照片。王奕蓉有些不好意思,照片里露出的手有些粗糙。因为长年累月用劲捆扎布匹、绕线缝扎,她的手掌磨出老茧。
  2017年9月,位于徐汇区华泾镇的黄道婆纪念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石璐微和自己的工作室,作为第三方技术支持进驻黄道婆纪念馆。她的工作重心从开发产品售卖转向研究和传承乌泥泾棉纺织技艺。在棉纺织体验的特色场馆,她通过公众授课的方式,让参观者亲身参与扎染、布艺、刺绣、纺纱手工制作。
  徐汇区非遗办主任金志红说:“进行动态展示才能让观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更加感性的认识。”从关上家门授艺到走向学校、走向社会,这是将非遗的种子撒向更多人的开始,也是非遗传承人当前需要思考的命题。

  走进生活,真正活下来

  “700多年前,黄道婆漂洋过海来到海南学习黎锦,而今晚我有幸与来自海南岛的黎族同学学习,仿佛已经穿越。”石璐微在她的朋友圈里写下这段话。
  这些天在上海大学上课时,石璐微抓紧一切课余时间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承人交流。她正在思考,如何将不同民族的技艺结合,“比如腰织,对机器、空间没那么多限制”。
  “我现在脑海中初步构想的作品是挂帘。用植物染制成的土布呈现出层次不断的肌理效果,主色调是代表清冷的蓝色,中间可能会加上一些浓烈的暖色。”石璐微告诉记者,这是她对非遗传承人现状和心态的表达。
  她正尝试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挑战从未接触过的装置艺术和室内设计。
  当前,众多高校和非遗传承人在探索的也是跨界创新,推动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经过两年半的跨界创新实践,在上海大学孵化出的跨界创新代表性作品已逾百件,包括王建江与设计师合作完成的以《千里江山图》为灵感来源的女鞋、手包、礼服。由于缂丝生产方式的特殊性,缂丝产品现今尚属小众。“过去缂丝产品都是拿来送礼收藏,普通人消费不起,自然不了解。”王建江在琢磨,如何让缂丝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跨界合作交流课程的间隙,传承人和设计师都围着董倩,听她介绍自己裙子上的黎锦图案。“黎族没有文字,这些图案就是我们的文化符号。通过这些纹样,能看出我们民族的生活日常。”
  虽是黎族人,董倩也是在几年前的黎族婚宴上,才第一次看到黎锦织成的传统民族服饰。“别的非遗传承人是在进行保护工作,我们是在抢救。”她如今成为老师,专职教授黎锦技艺。曾经认为她“闲得没事做”的朋友在出省上大学后,纷纷跑来问她:黎族的民族服装到底是怎么样的?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服装,要去哪里做?
  董倩认为,当人的眼界变得广阔,就会想回头找自己。
  她也在不断反思:我将这些传统手艺教给学生后,他们能够拿来做什么?
  “以前经常觉得特别迷茫。”现在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黎锦本就源于生活,而经历文化断层后,跟生活失去联系,现在对它进行抢救性传承,也是在‘往回走’,就是让传统的技艺回归生活。”
  正如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章莉莉所言,“非遗传承,需要创新,需要走进生活”。在她看来,非遗传承前期可能离不开政府层面的推广和引导,但若想一直保持活力,必须扎根于现代生活。非遗传承人需要做的,就是寻找现代生活需求和传统技艺的契合点。当非遗的美变成一种符合当代审美的新时尚,才能真正活下来。
  吴玉英说,如果将来有博物馆需要这些衣锦纹针法的绣片,她愿意全部捐赠,只为让更多人了解蜀绣的传统技艺。
  但她最想看到的,并不是绣片成为观众驻足欣赏的藏品,而是最大程度地出现在生活中,成为抬眼可见、伸手可及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