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15/06/07)

副刊 | 街知巷聞﹕鄉村學校 消逝山林間

  【明報專訊】 兩個月前的《五個小孩的校長》賺人熱淚,貴在電影故事其實是真人真事。
 熱心校長奮身救校,自是催淚,但讓我思考最多的,是在這個教育政策亂七八糟的年頭,原來仍有這種在洪流中堅拒讓教育變質的鄉村學校。
 二○○三年,教局開始殺校,那一年,五十四間學校收到殺校令,當中不少是村校。
 羅慧燕博士在殺校潮最盛時,四出蒐集村校歷史,造訪過的學校有近百間。
 十年過後,過百村校餘下不足二十所,她整理出村校從中國傳統教育演變至現代學校體制的軌[。
 這天,她與專家和村民帶我們到元朗廈村,從宗祠、書室走到逃不過被殺的村校,重踏一遍村校走過的路。
 二百間村校 殺剩二十間
 一九七○年代,香港出生率正值高峰期,這也是村校最多的時候,羅博士說,「當時有紀錄的,約有二百間,但還有很多不在紀錄之中,我估計,有三四百間也不足為奇」。後來,村校逐漸式微,再經歷殺校潮後,現在只餘不足二十間仍然運作,其餘的,荒廢的荒廢,消失的消失。這天走到元朗廈村鄉,還能看見有上百年的卜卜齋、書室、村校校舍,算是很難得的了。翻看資料,廈村鄉早在明朝中葉就建村,當時原居於錦田的部分鄧族人,認為廈村近海有利發展漁鹽業,於是在這媗P村定居,一直是相對富庶的村落。後來子孫繁衍,廈村再分立包括新圍在內的圍村。
 源自學塾傳統
 鄉村學校,與巿區學校不同,不止因為地理位置有異,還因為多承載了一份中國傳統。香港的鄉村學校,源自中國學塾傳統,歷史可追溯至明朝,甚至更早。
 羅博士在新書《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婸﹛A這些年代久遠的學塾,雖寄寓於民居,沒有名字、沒有被系統地記錄,但應該自有村落以來,就已經存在了。到了英軍登陸香港之後,新界仍一直沿襲傳統,「實力較大的宗族為了培養士子應考科舉而設立書院、書室」,那是清朝末代的事了。清朝滅亡後,新界學塾開始仿照民國學制,再過渡成為有獨立校舍的近代學校,都由民間推動,政府少干預。及至戰後,人口急增,政府開始投入一半經費,鼓勵民間辦學,五○年代於是興起一股建校潮,這也是香港鄉村學校的黃金歲月。羅博士說,那是一段民間社會史,那個年代,幾乎每一條村都渴望擁有自己的學校,村校對於村民而言,意義其實不單是一座建築物,「校舍及周遭環境都是其祖父輩胼手胝足、努力耕耘的成果」。
 村校開始走下坡,是七○年代中期的事,香港人口出生率下降,學童人數逐年遞減,加上新巿鎮陸續發展,鄉村居民外遷,村校學生人數到了九○年代,才又突然上升,事關屯門難民營的越南船民獲准在港居住,村校正好可滿足船民子女的教育需要。不過,這只讓村校得以苟延殘喘,○三年開始的殺校潮,成為了村校的催命符。但羅博士認為,村校式微,並不代表它沒有存在意義,她眼中的村校,不少都有生命力——村校的自然環境,大樹環抱、綠蔭遍地;小班教學靈活彈性、師生關係親密;入學主流學校後,不少家長替孩子轉到村校,都是從中央派位不能反映出來,「村校猶如一扇氣窗,填補主流學校的不足,可惜這樣的『氣窗』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 作者﹕羅慧燕 出版﹕三聯
 士宏書室 舊時卜卜齋
 「歷史博物館館長今年來過,看到這個牌匾,說書室萬一塌了,最重要是這牌匾留得下。」七十一歲的新圍村民鄧季良尾叔,站在「士宏書室」四個大字下,慎重地說起來。牌匾旁,還有歷史悠久的「八仙圖」壁畫。
 尾叔說,連同士宏書室在內,這堨豪茼野|個書室,由四房人所建。士宏書室,建於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一九一四年曾經重修,現在列為二級歷史建築。士宏,是尾叔的爺爺,不過書室並不是由他建,是他的三個兒子為紀念他而命名。跨門而進,兩旁是關上門的房間,右邊房間門外,有「適性」二字;大廳現在沒桌沒椅,像一片空地,正中央的牆上有用藍色寫的「禮義廉恥」。尾叔說,舊時書室有八間房,都是給學生居住,「一間屋才四百呎,未有家計會,父母子女共十幾人住在一起,有些讀得書的,就住進書室,也有些是讀書叻,為考功名而住在這媔埧狙恁v。他說,書室的學生往時真的考過功名,國學、貢員都有。大約到了戰前時期,書室開始荒廢,直至一九八○年代,書室又再有學生來上學,「那時候才在牆上寫上『禮義廉恥』四字,做了幼稚園」。
 羅博士在書中提到,清代新界的學塾,多在富裕而有餘力的農村出現,因為有經濟實力的宗族才會建宗祠,再建學塾,用以教育家族後代讀書識字。她說,有規模的清代舊書室,至今被發現的大約有六十個。
 廈村鄧氏宗祠 也用來上課
 這次到元朗看鄉村學校,其中一站,尾叔帶我們來到廈村的鄧氏宗祠。這個廈村的必遊景點,其實與村校並非沒有關連,羅博士在《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提到,新界村校,不少前身是從祠堂發展而來的傳統學塾,又或是設於民居或宗祠的家塾。而這座鄧氏宗祠背後,其實有一座已停辦的友恭學校,屋頂是中式瓦頂,羅博士說,推斷這所學校也一樣,前身本來是依附宗祠的私塾,後來才在後院建獨立校舍,「幾年前來這堙A還是一個廢墟的樣子,雜草叢生」,現在復修過後,才能更切實地想像當年的規模。
 鄧氏宗祠,又名「友恭堂」,建於一七五○年,至今已有二百六十五年歷史,二○○七年被列為法定古蹟,祠內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構件和文物,至今保存完好,現今仍是廈村鄧族重要的祀和節慶場所。鄧氏宗祠屬於三進兩院式的清代民間建築,後院有兩個廂房,後進明間是供奉祖先神位的神龕,上有牌匾,寫荂u稅院流芳」,「稅,不是交稅的稅,稅院是一個名銜,清朝皇帝頒下來的」。尾叔站在祠堂中央,指茈秉銂煽[房說,「我以前就在這堣W堂」,宗祠後面,就是「友恭學校」,名字源自宗祠的名字。
 宗祠、學校,連同另一邊用作招待客人、及後用作教師宿舍的「禮賓樓」,建築物三為一組,一九五○年代,學生數目增加,鄧氏宗祠部分地方也用作課室。尾叔說,當年學費兩元一個月;宗祠旁有個「文昌宮」,「不用考入學試,上炷香就可以」。
 友恭學校在日佔期間曾經斷續辦學,戰後重開,一九五二年成為政府資助學校,六二年,學生多達七百五十人,學校開班總數達十八班,兩年後,友恭學校在廈村鄉新生村建新校舍,這奡N完成了歷史使命。
 被殺白坭校 埋葬教育理想
 二○○三年,教統局開始殺校,羅博士在三年後開始和研究團隊,蒐集當時五十多間仍然存留的鄉村學校歷史。當年有收到被殺通知的廈村鄉白坭公立學校,並不在研究計劃堙A但這天羅博士來到白坭學校外,說起它的故事,還是會哽咽。
 白坭學校的故事,有點像《五個小孩的校長》,同樣有個願為學校奮不顧身的校長。它在一九六八年建校,兩年後,一個來自黃大仙的教師鍾瑞映到白坭上班,後來當上校長,從此在白坭度過三十五年,直至白坭學校被殺一天。鍾校長後來在紀念刊物中寫,當年上班,她要在早上五時起H,幾經轉折,到了流浮山,在泥濘的路上邊走邊等「白牌車」,所以有一段時間,她一直寄宿在校監夫婦家堙C因為偏遠、沒學校,白坭村當年有不少孩子失學,她說學校起初有不少超齡學生;八○年代是黃金期,位置偏遠如此的學校,學生人數有達二百人。不過,因為天水圍發展新巿鎮,鄉村居民遷移,學校在九○年代開始走下坡,學生漸少,教師也走了不少,在艱難之時,鍾校長親自駕車接送天水圍學生,也開始英語教學拓源,九八年,學校曾接收屯門難民營學生,後來也有招收尼泊爾籍孩童。
 不過,白坭學校最後在殺校潮中首當其衝,被迫停辦,鍾校長回憶,說白坭承載的不止是師生、村民的真誠,還有一代教育人的辛酸和理想。
 同場加映﹕下白泥碉堡
 在白坭學校不遠處,有一座樓高兩層的建築,外觀看起來像普通以磚砌的平房——這是一座四方形碉堡,由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黨人所建,時為一九一○年左右,即是廣州新軍起義前後,二○一一年列為法定古蹟。
 白坭學校所在的下白泥,在清末時代,是孫中山革命的基地之一。選址元朗稔灣的下白泥,原因是它面向后海灣,二十世紀初,這堿O人[罕至的地方,沿岸的長泥灘和叢林有利匿藏,在廣州的革命黨人,可從水路逃至這堙C
 一九○一年,香港富商李陛的三子李紀堂,先在屯門ぁ袸W一帶建青山農場,儲存軍械,試行射擊,及後也曾經接濟因革命運動逃亡的人。後來,在惠州起義中刺殺兩廣總督失敗的鄧蔭南逃至香港,在下白泥良雀坑口建立碉堡做基地。
 碉堡以青磚建成,外牆有槍孔。這堛近原建有稻米磨坊、煉糖廠,但早已被拆卸。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羅慧燕博士提供
 編輯/方曉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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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殺的白坭學校(劉焌陶攝) 


新界的鄉村學校,有些源自於民居媬鹵鴘漕p塾,位於打鼓嶺邊境禁區內的週田學校,就是從民房演變出來。(羅慧燕博士提供) 


士宏書室,在一九一○年代為廈村新圍的子弟提供「卜卜齋」教學,三十年代,就逐漸被鄧氏宗祠後的友恭學校所取代。(劉焌陶攝) 


書室的牆上,掛滿鑲起的紅紙,上面寫荂u字」——每當宗族埵酗H成家立室時,就會「取字」,即是在本名以外,另取一個名字。尾叔說,直至現在,他們仍有這個習俗。(劉焌陶攝) 


1955年的畢業證書。(劉焌陶攝) 


供奉祖先的神龕左邊,有一個廂房,尾叔說他就是在這堣W堂。(劉焌陶攝) 


友恭學校的舊址,建於鄧氏宗祠後方。傳統的鄉村學校,校舍外多有偌大的空間,有些會有草地、球場,還會種果樹。友恭學校的門前,就有兩棵龍眼樹。(劉焌陶攝) 


舊時的村校,不少土地其實來自村民,不過也有些是在官地上興建。葵涌公立學校是其中之一。(羅慧燕博士提供) 


已荒廢的白坭學校校舍。(劉焌陶攝) 


(劉焌陶攝) 


下白泥碉堡內觀(劉焌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