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18/07/12)

觀點 | 筆陣:人工智能衝擊 宜及早綢繆 /文:張志剛

 【明報文章】對於人工智能的技術,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因為早在1956年,在美國達特茅斯(Dartmouth )會議中,已經提到「人工智能」這一個名詞;往後陸陸續續都在資訊科技範圍,甚至日常生活,都有提到「人工智能」這詞語。所以「人工智能」好像早就存在我們身邊,而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革命性的技術。
 大家都有提「人工智能」,都知道它的重要,但直至「人工智能」AlphaGo戰勝了棋王之前,大家都把「人工智能」當作電腦,又或者互聯網技術的一環。雖然知道它重要,但仍然相信人類始終處於支配的地位,「人工智能」就好像一台更有效率、功能更多的電腦一樣,可以為人類所用。
 但當AlphaGo反敗為勝,一而再贏了人類世界的棋王之後,一般人對「人工智能」開始另眼相看。如果把時間拉長一點,「人工智能」會否像荷李活科幻片一樣,後來居上,取得主導地位,到時嚴重影響人類社會的結構和秩序?
 一般市民,可能要等AlphaGo大發神威才意識到「人工智能」的威力;但其實在學界,早已經對「人工智能」發展對人類社會影響作出各方面的深入研究。牛津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早已經關注到「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衝擊,其中一項最主要的影響是對就業市場的衝擊。牛津大學的科技與就業研究小組,早在5年前就研究出一套科學驗證方法,檢視人類工作受到「人工智能」的取代性,並且在2013年在美國進行第一次研究計劃,結果具震撼性和爆炸性。牛津大學研究小組發現,美國有47%的工作人口的工種,在未來10到20年,有七成或以上機會被機械人取代;而相對安全的區域,即是低於三成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人口,有33%;而在兩者之間,中度風險的佔17%。牛津大學這個研究報告發表之後,讓所有學界和政界人士都不能對「人工智能」的威脅視而不見,又或者人云亦云。
 不少國家相繼邀請牛津大學研究小組對他們的國家做相同的研究,結果是同樣震撼。結果稍好的有英國和芬蘭,但身處七成被取代的高危區之內,都有三成半的工作人口。而日本就更令人擔憂,高危區內的工作人口高達49%。在歐洲大陸,高危區內的工作人口數字也是處於高位,分別有四成半到六成不等。一些科技和經濟相對落後的南歐國家成為重災區,都是靠近六成的水平。
 草根階層率先受衝擊
 對於這個潛在的危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邀請牛津大學科技與就業研究小組,以對美國研究方法作為藍本,以香港統計處現成的職業分類數字為基礎,作一次詳細分析。結果未有如歐美或者日本那樣驚人,但也是值得我們深切關注的問題。
 牛津大學科技與就業研究小組按香港統計處的資料作深度分析,香港370萬就業人口之中,有兩成八是處於七成被取代的高危區之中。兩成八是遠比英國的三成半和美國的四成七為低;但如果自己比自己,28%的就業人口就有100萬。100萬人就業出現問題,那香港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香港?不要說真的是兩成八,就算是一半,也有一成四,而一成四的再一半也有7%。大家可以設想一下,7%的失業率,我們能否接受?而更要留意的事情是,這些失業是屬於結構性失業,也就是會集中在社會某一些特定的行業。換句話說,受「人工智能」嚴重打擊的行業,其失業率可能數以倍計,增加到三成甚至四成。而牛津大學的研究也顯示,薪金與教育程度和「人工智能」取代人力的關係是負關係,亦即是薪金和學歷愈高,其受到取代性的打擊也愈輕。建基於這個關係,「人工智能」的第一波打擊,將會集中在低學歷和低收入的草根階層,而這個群組也是對打擊承受能力最差的群組。
 在目前香港,最引以為憂的事情是,大家都受到勞工短缺的問題困擾,所以對未來「人工智能」大規模取代人力的危機根本沒有任何感覺。但「人工智能」經歷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和強化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革命性突破,其發展的速度迅猛,而其影響就好像AlphaGo戰勝棋王一樣,是顛覆性的改變,而且是「一去不返」的改變。棋王大概自己也心中有數,經此一敗,人類將永遠無法反勝AlphaGo。
 不是有無問題 是何時怎樣問題
 當面對這樣史無前例的科技突破,其影響可能像斷崖式的衝擊。各國政府其實都已經及早為計,日本可能從牛津研究結果得知其嚴重,早在2015年就完成機械人策略;美國在2016年也發布了「人工智能」白皮書;歐洲議會在2017年提出設立「機械人技術民事法則」;而國家的國務院也在同年宣布了上萬億人民幣的「人工智能」規劃。面臨嚴峻的科技突破的挑戰,香港也應該對「人工智能」的應對和發展有一個全面規劃。就好像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介紹研究成果時所說:今次「人工智能」的衝擊,已經不是「有還是無」(yes or no)的問題,而是「何時和怎樣」(when and how)的問題。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委員
 [張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