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困境与自我包围

——读《速求共眠》

2019/03/15


    ◎林颐

    一旦进入阎连科的小说世界,就不得不承受对现实、理性和社会伦理的叩问。这位作家所挖掘的题材向来容易引起争议,比如写浩劫的《坚硬如水》、写残障群体的《受活》、写艾滋病的《丁庄梦》、写高校教育的《风雅颂》,尽管阎连科对于笔下人物及其生态未必能自如掌控甚至有时显得无知(学院人抨击《风雅颂》,是有道理的),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依然在写作的道路上不断尝试,新作《速求共眠》是新的一次实验。

    《速求共眠》有着“元小说”的要素。阎连科把自己放了进去:作家“阎连科”想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名利双收的电影,这部电影就叫《速求共眠》。他的目标团队成员包括顾长卫及其工作室编剧杨薇薇等人,女主角扮演者蒋方舟。那么,“阎连科”怎样说动这些人加入他的计划呢?显然,作家“阎连科”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文本和靠得住的市场计划,他也必须向这些人说明他的意图,获得他们的认可。

    《速求共眠》事实上包括三层构造:

    首先,阎连科提供了一个乡村题材的小说,也叫《欲求共眠》。17岁的乡村游闲少年李撞“强奸”了14岁的同村少女苗娟,经由教书先生洪文鑫的说合,两家约成婚姻。

    然后,有篇网文横空出世,叫《虫凰相爱缘何来,莲花盛开污泥香》,作者:千风万情。讲述了51岁的河南农民李撞与24岁的北大美女李静相爱的奇情故事。

    再后,剧本《速求共眠》成型。北大才女李静被意向工作单位、研究院院长张华“无故”辞退,激愤之下意欲自甘堕落,打出“欲求共眠”的旗号招募同床,机缘巧合,农民工李撞进了她的寓所,那么,李静愿意献身给这么一个底层的乡野老男人吗?李撞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李撞和李静,都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怎样制造戏剧化的冲突以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呢?

    这三层构造相互交织,这三个文本里的人物,都是创作的对象,是虚影。而在这三个基础文本之外,阎连科则有意识地让这些人物“实在化”。

    作家“阎连科”强调乡村小说《欲求共眠》是纪实的,小说人物包括情节都是真实的,是他早年的故乡见闻。但是,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我们陷入了“罗生门”的话语谜团。所谓“强奸”事件,唯一见证人洪家老大是一个智力低下的残障人,是一个不可靠的叙事者;事件的女主角苗娟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并没有正式露面,只有过几次旁述人提及的哭泣以及畏嫁举止;事件的男主角李撞说他们是两情相悦,井边的血迹并不是因为性行为,当然这个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了;所有乡人对李撞、苗娟、洪家、李家、苗家的道德判断,各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和亲疏分别;对于“阎连科”这样一个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文人作家,阎连科也借着洪文鑫与李撞之口,指责“阎连科”只不过想“靠卖咱村人的孬处换了名声”,所以“阎连科”再三强调的这部乡村小说的“纪实”性质,能够让人信赖吗?

    那么,建立在乡村小说《欲求共眠》基础之上,指向农民工李撞的人物性格,也就出现了二元背离。他到底是一个少年时期就垂涎美色的埋藏了暴力因子的强奸犯,还是为了保护女性的名声甘愿剁掉手指以证明诚意、承担责任的好男人呢?同样的,网文女主角李静,被塑造成对下层民众怀抱强烈同情心的“白莲花”一样的美丽纯洁的校园女神;剧本女主角李静的形象要丰富一些,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以及社会生活对人的异化,总体也是善良的;可是,在作家“阎连科”为了创作取材采访的情节里,李静却凸显了为求成名、前倨后恭的姿态,为了把自己打造成电影女主角的原型,她的自我描述明显经过处理,她大谈特谈年轻女孩对“历经沧桑却更加热爱生命和生活”的中年男人的爱情,也让人觉得并不可信反而非常虚妄,那么,这样的采访是“纪实”的吗?

    《速求共眠》就是在话语的漩涡里打转,反复模糊虚与实的间离,作家赋予了小说以独有的使命,在今天,资讯文化空前发达,强化了人们对于各种“故事”的刺激反应,文学应当怎样促使人们去发现人性深处无法言喻的隐秘与复杂呢?这里,也包括对“文本制造者”的诘问。那篇逻辑不通、不可理喻,并且有意引向城乡矛盾、阶层差别的“抓眼球”微信故事,被阎连科刻意写得粗糙、浮浅,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追问,然而作家轻笔把它掠过,让这种故事显得司空见惯,所有人的接受度都很高。随后,我们看到,阎连科、顾长卫与蒋方舟这些当今文化潮流引导人,他们讨论的重点是,怎么样以“文学”、以“艺术”的名义,把这个微信故事的漏洞与空白“合理化”,创造出堪比《巴黎圣母院》这样的经典,然而,予人的感觉,恐怕恰恰就是对经典、价值、意义的消解。顾、蒋这些带着极强符号特征的当代名人,他们本身的化用,其中的意有所指也是引人思索的。这波“自黑”,佩服。

    阎连科对人类无法克服的荒谬和弱点发出了嘲笑。相应于对突然出现于眼前的现实,阎连科没有把它们处理成惊讶、敏感或陌异,而是悄然化作了既存的事实和稳定静滞的情绪。这种不动声色的揭示,恐怕才是让我们猛然惊觉的“发现未知的存在”(昆德拉)的文学的效应。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完整的标识荒谬的符号并且自己制造了困境,而因此自得。

    为了完成《欲求共眠》,作家“阎连科”和他的团队成员先后对剧本人物原型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是这部小说“实”的部分,不过,正如我上面已经谈过的,这些内容的可靠性非常可疑,虚与实的边界模糊,呈现了现代人的生存悖论。最后,作家“阎连科”落笔完成的剧本《欲求共眠》很明显也与访谈所展示的人物的个性气质与行为逻辑差距很大,归根结底,这部剧作依然只能算是作家涂抹臆造的结果,打破了作家追求的“纪实”,包括本书副标题标示的“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的幻境。在剪切、拼贴了一些现实的碎片与生活场景之后,在作家自我高潮,打算成就中国乃至世界电影之旅最新、最强的里程碑、创造21世纪电影革命的“混艺叙事法”之后,整个团队的崩解与成员的先后离去,注解了作家“阎连科”的“谢幕”,也宣告了“文学已死”的一种悲哀。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句话很流行,或许也可以作为这部小说的一个注解。谁在装睡,谁在做梦,梦里梦外,有一个无形的壳,包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