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的国度锡兰的家乡

2019/03/15


《三只猴子》 《野梨树》

    ◎况才

    罗马尼亚的蒙吉、俄罗斯的萨金塞夫、土耳其的锡兰……这是我最喜爱的三位当代导演。想到在自己的余生里会有他们陪伴,大抵总能看到这几位不断出新,就会觉得幸福可期。这几位所居的国度在全球图谱中都有一种边缘感失落感,都有一种卡在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尴尬,“河流与河流交汇处,必有神迹”,这种进退维谷欲言又止的尴尬,往往能够成就艺术的特别况味。这三国的历史经验与中国有不少的交集,而身处急剧变动中的中国人也很能够体会到那种卡顿与折叠的感觉,所以很容易与之共情。虽然相隔万里,文化的根性也大不同,却仿佛总有一条曲径可以通幽微。

    《野梨树》是锡兰的新作,一些影迷认为它不及前作——如果一个艺术家曾经创造出让我们惊喜的作品,则他的新作似乎总是要承受类似的挑剔。而我,对锡兰的作品,仍是一如既往地“相见欢”。

    最爱他作品里窸窸窣窣的诗意以及庞大的抒情。

    无论是渐行渐远的伴侣(《适合分手的季节》),还是隐藏着人伦悲剧的凶杀(《小亚细亚往事》),抑或是因出轨而导致的一连串不可救药的失控(《三只猴子》)、想要拉近却终归词不达意地疏离(《冬眠》)、老家“蘑菇屯”来人了(《远方》)……虽然讲的都是贴地而行的人与事,聚焦的是芸芸众生,故事的核儿往往是在庸常琐碎中佐以少量的狗血与惊骇,但锡兰总会在某个时刻会将镜头突然推远,把他描述的人物放置在一个十分宏阔的背景之中,或是寒凝大地,雪落无声,或是大风起兮,乱云飞渡,洪波涌起,于是卑微瞬间苍茫,一室之内的剪不断理还乱、烦心的小啮咬陡然都成了命运的交响,端妍雅正,宝相庄严。

    《野梨树》也如此。它的故事很简单,主人公是一个名字也叫锡兰的小镇青年,他走出了小镇又不得不回到小镇,其不适可想而知。

    环球同此凉热,很多年以前,山西籍经济学者梁小民曾经写过他逃离故乡时的心路,在去大学报到的路上,他和几个同伴在娘子关击掌相庆摔杯为号——出了娘子关,就不再是山西的地界——发誓今生再不还乡,因为“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不知道山西这个地方对年轻人有多么压抑”。剧中的男主还是个文学青年,心心念念想出版自己的小说——文学青年,在小镇,哈哈,他笃定会被迅速归类为“痴傻呆苶”。完全没有认清状况的他,倔强烦躁不耐,与亲人、与乡党、与那些人模狗样的“贤达”、与故乡的一切严重不兼容严重不和谐。最大的冲突发生在父子之间,更准确地说,儿子是攻击者,为父的只有招架之功。锡兰十分瞧不上这位父亲,嫌弃他沉溺于赌博不能自拔,负债累累尊严尽失;也鄙视他对一口井的执著:明明怎么也打不出水,他还搁那儿刨呢。他进而对母亲也很是不满:那样的男人你也瞧得上,你还跟他一起过!

    总之,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然而,不服不忿又不安的男青年终于发现,自己费尽周折出版的小说,只不过是灾梨祸枣,根本卖不出去,母亲与妹妹虚与敷衍,只有父亲是唯一可以确认的认真读者。父亲掘的那口井,其实就像他怀抱的文学梦,于别人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于自己却是放不下的念想。不过也许到了最后,井到底能不能打出水、书到底有没有人读都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有胆从心所欲,有气力对命运竖起中指。

    哦,打井!

    《野梨树》与李沧东的《燃烧》曾经在戛纳同场竞技,有人发现分踞亚洲两端的这俩导演的新作有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还细细排布了若干组“近义词”。但对我而言,《野梨树》实在太容易让人联想起锡兰的同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先生的《红发女人》:也是紧张的父子关系,也有一口似乎永远也打不出水的井。

    从发表的时间来看,《红发女人》在前,《野梨树》在后,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耦合关系?不好求证,不妨大胆假设。

    在帕慕克的井里,发生了两次可怕的子杀父的悲剧,一次是无意一次是蓄意,一次是虚惊一次是成真;在锡兰的井边,也有一场惊吓,发生在影片结尾。这一段惊心动魄,使得这个大闷片陡然紧张。父子二人倚墙对话,关于井,关于书,关于承认失败与及时撤退,这是不必明言的安慰和心照不宣的冰融。但下一个镜头却极端骇人,大雪像急雨般纷纷而下,渐渐覆盖了原野,一阵不安的嘎吱声,锡兰竟然自缢在井口。父亲从小睡中惊醒,仿佛预感到不祥。全片的最后一镜:跟随蹊跷的声响,父亲出现在井口,他向下探望,吁,儿子,正在井下挥锄……

    那么,那段自缢的情形到底是出现在父亲恍兮惚兮的梦境,还是儿子用意念与自己的过往做了了断?不知。

    井在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它象征着家园。不知道在土耳其的文化中,井是不是也有着超越实际功能之外的深意?帕慕克的小说与锡兰的电影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井,一口似乎通向地心的深井,那是小亚细亚的大地之眼,凝视着这个国家的过去未来,也凝视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

    帕慕克的《红发女人》中,不止一次写到主人公“我”在星光下的行走。

    “我们看着星星,爬上山坡,一路寡言,时常低头不语,像是犯了什么罪,又被无数星星和蟋蟀逮个正着。坟地的猫头鹰从黢黑的柏树上向我们致意。”

    “我从田间抄小路,脚常常会被什么东西绊住。我惊慌地停下来望着美丽的苍穹。夜晚的清凉垂落草丛。

    ‘亲爱的师傅!’我朝黑暗中喊,‘我们井里每一块含镍、含铁的岩石一定是从天上落入这里的流星。’”

    尽管《红发女人》在帕慕克的小说序列里算不得上品,但我以为这几处对星空的描写绝美。一对拼命向干涸的土地深掘的师徒,在越来越幽深的黑暗中与绝望做着无望的战斗。深井与星空,是一组崇高与深邃的照应,仿佛沿着那一口似乎永远也不出水的深井一直挖下去,就可以通往璀璨的星空。

    有谁能把此情此景用影像完美呈现于世界面前?大概非锡兰莫属。

    帕慕克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得到的授奖词是:“他在探索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这“判词”同样适用于一直用镜头写诗的锡兰。